[E-DailyKIM SUNG-JIN 记者] “如果能在两年内上市，我将投资200亿韩元。”

作为延世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兼生物技术公司科威尔生物（Cowell BioDime）负责人的宋时永教授表示，在寻求投资的过程中，他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提议。这意味着，风险投资（VC）的关注点并非在于新药的潜力已得到多大程度的验证，而是更关注何时能够上市以收回投资。

对于毕生致力于诊疗患者和新药研究的宋教授而言，这一条件很难轻易接受。他认为，既然无法保证实验结果何时出炉，也无法断言候选化合物在下一阶段能否继续发挥功效，就不能仅以首次公开募股（IPO）这一短期目标为导向开展研究。

宋教授也表示，他并非不知道企业必须向投资者展示成果和计划。但他指出，考虑到从候选药物发现到临床试验后产品上市至少需要10年的新药研发特性，目前缺乏能够对此进行全面支持和管理的体系。

宋教授强调：“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引导优质科研产生良好成果的方向性”，并表示“在优质科研能够证明其临床价值之前，国家必须提供保障”。

他在整个采访中反复强调的观点，绝非仅仅是“增加生物技术领域的资金支持”这一片面的要求。而是要确保那些虽有研究成果但尚未达到收回投资阶段的企业，在技术价值得到验证之前，不会因资金短缺而倒闭。

曾为患者看病的医生，为何会执掌生物科技企业？

宋教授是韩国胰腺癌领域的顶尖权威之一，在为患者诊疗的同时，也为了那些难以通过现有疗法治愈的患者而并行开展研究。

“即使退休后，我依然渴望继续诊疗，也一直想见到患者。但我想到，既然经营实验室已有20多年，不妨利用这些经验为患者开发新药。目前主要专注于胰腺癌和胆管癌领域。”

他希望通过研究来突破在诊疗中感受到的局限。在开发治疗药物的同时，他也致力于寻找更早发现癌症的方法。

“我一生中最牵挂的，就是‘能否对这类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因此，我正基于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开发胆管癌和胰腺癌的早期诊断方法。”

宋教授的思考不仅局限于治疗和研究。他还积极参与行政和政策工作，全方位地投入其中。2010年至2016年，宋教授担任延世医疗院医学科学研究处处长，并兼任产学合作团团长。2016年至2018年，他历任延世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医学研究生院院长。 2017年，他担任了第12届卫生福利部卫生医疗技术政策审议委员会主席，并在2019年成立的第13届委员会中继续担任主席。

此外，他还曾担任“国家生物健康产业创新战略推进委员会民间委员长”、“国家生物大数据建设示范项目推进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共同探索产业发展的具体方案。在此过程中，他也从未懈怠，始终致力于将医院产生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药开发。

宋教授表示：“创办公司的初衷并非出于想经营企业。当时我甚至还不是首席执行官。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期间，我最感到遗憾的是，医院里的医生们虽然分析了患者的基因，却仅止步于发现靶点。” 他接着说：“无论申请多少针对靶点的专利，都没有人购买，所以我认为只要能帮助研发出‘Hit’或‘Lead’就够了。正是基于将由此获得的资金作为研究经费发放给研究人员的想法，才开始了这项事业。”

“Hit”和“Lead”是指在新药研发初期用于验证药效潜力并推进后续研究的物质。他的构想是，不仅止步于发现治疗靶点，还要将研究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开发的阶段。

然而，要维持将研究推进到下一阶段的组织，同样需要资金。宋教授表示，仅靠大学的支持和初期投资，很难确保研究的连续性。最终，他亲自负责经营，并开始寻找投资者。在原本为了持续研究而成立的公司里，如今却不得不首先考虑公司的生存问题。

新药研发与投资周期的错位

“生物产业需要5年、10年甚至15年的时间，而国内投资的回收期顶多只有5到7年。这两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但也不能因此要求投资者耐心等待。”

宋教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物产业的周期与投资者收回投资的周期存在错位。投资机构也必须收回资金才能获得下一笔投资，因此这并非仅靠要求某一方让步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指出，这种差距甚至会改变企业的研究方向。这意味着，相比充分的验证，优先考虑的可能是满足融资和上市所需的时间表。他表示自己也曾与投资者会面时收到过类似的要求。

“有一次去见某位投资者，对方对我说：‘董事长，您得拿出数据来啊。’我知道，作为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成果具象化。但见了两三次面，对方要的尽是数据——问预临床试验何时进行，临床Ⅰ期试验何时开展。可那个过程会如何发展，其实谁都不知道啊。”

他所担忧的是，企业因赶进度而在未能充分验证科学可行性的情况下就仓促进入临床试验。他解释道，筛选候选化合物本身就需要时间和资金，但如果被要求立即展示成果，这一过程就可能被推迟。

“即使在五个研发管线中淘汰了四个，在确认‘这个有潜力’之前，也必须持续投入资金。如果其中有一个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候选化合物，就应该有相应的筛选标准来决定何时投入资金，但目前却缺乏这样的标准。”

按照他的解释，即使五个候选药物中只剩下一个，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如果通过淘汰可能性较低的药物，从而获得了集中精力于那个有前景的候选药物的依据，这本身就是必要的进展。然而，如果仅凭进入临床试验的数量或上市时间来判断成果，就很容易忽视这一过程的价值。

宋教授在评估企业时强调：“首先要看这种药物为何能解决患者未满足的需求，其逻辑是否成立；其次要看是否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第三，要评估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询问上市日期之前，首先应考量能否研制出患者所需的药物。

生物产业面临成败抉择……政府必须出手

“除非明年出台针对制药和生物产业的创新政策，否则我认为该产业没有未来。”

宋教授强调，要突破当前韩国生物产业面临的危机，需要政府提供创新性的政策支持。他认为，不应仅止于资金支持，而应统筹规划医疗卫生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发展。

他表示：“应将整个医疗保健领域视为一个整体，并具有连贯性地开发研究课题。最终目的是让人类健康、幸福。”他还指出：“既要关注产业的终端，也要关注临床一线。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也应融入其中。”

当被问及“如果现在能改变一项政策，你会做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会建立一个将医疗健康研发与产业政策统筹规划的整合组织。”其用意在于，将目前分散在各部委的扶持措施，重组为从研究、临床到商业化的完整体系。

他主张，政策资金应集中投入到有前景的技术证明其可行性的中间阶段。这意味着资金不仅应流向后期临床试验等成果已显现的阶段，还应覆盖候选物质的验证和筛选过程。宋教授表示：“要证明优秀的研究成果能转化为良好成果的可能性，需要时间和资金”，并指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现有投资者与新进入的投资者之间能够实现资金交接。”

不过，他明确表示，这并非意在保障所有企业的生存。宋教授指出，对于那些将依靠补助金维持运营本身作为目的的企业，必须进行冷静的评估。他强调：“国家应当保障优质科研能够证明其临床价值所需的时间。”这意味着，虽然应给予验证潜力的机会，但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是否继续提供支持。

宋教授担忧，若缺乏此类政策支持，韩国生物产业的基础将土崩瓦解。宋教授表示：“处于中间阶段的初创企业，无论只有五人还是十人，都是经营了数年的企业。这期间已经形成了团队协作。但如果一个项目失败，这种团队协作的生态系统就会彻底分崩离析。”

他表示，人才培养与企业培育不可分割。即便是大学培养出了研究人员，如果他们积累经验的企业消失了，产业的人才基础也会随之削弱。

宋教授警告道：“初创企业是展示优秀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良好成果的关键阶段”，“这需要时间和资金来验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投入资金，就等于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