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虽规定应在调查结束后通报受害事实，但并未规定在调查过程中必须向专业支援机构通报。因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会导致对受害青少年的早期保护出现漏洞。
警方通报率连续3年下降……城北区受害者也未被通报据13日警方等消息，涉嫌在首尔
城北区杀害15岁金某的金某（59岁）因存在销毁证据和潜逃风险被逮捕。警方还正在对据称与金某处于事实婚姻关系的金某（26岁）展开调查，其涉嫌胁迫金某实施盗窃和卖淫。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虽已查明金某曾遭受性剥削的事实，但尚未向儿童·青少年性剥削受害者支援中心（儿童青少年中心）通报。据悉，警方计划在完成调查并将案件移送后，再向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通报。
问题在于，根据现行法律，警方在调查初期阶段并无义务向专业机构通报受害事实。在调查进行期间，专业机构甚至不知道受害者的存在，从而可能错失提供咨询、医疗及法律援助的机会。特别是当受害者未能与施害者断绝关系时，这种疏漏可能会导致再次遭受性剥削的风险。
青少年性剥削防治中心是向遭受性剥削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法律、医疗、心理咨询等专业支持的机构。与提供临时庇护及食宿的青少年庇护所不同，该中心侧重于针对性剥削受害特征的咨询和康复支持。特别是，该中心发挥着持续干预的作用，帮助受害者与施害者断绝关系，并在安全的环境中康复。
警方向专业机构通报的比例自2022年以来已连续三年下降。 据《每日经济》从性别平等与家庭部获取的数据显示，警方向青少年保护中心的通报率从2021年的79.6%、2022年的80.6%，降至2023年的67.4%、2024年的54.1%，以及去年的38.0%。 与2022年相比，这一数值下降了42.6个百分点。
一线工作人员强调，由于性剥削受害青少年往往难以轻易与施害者断绝关系，因此早期干预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涉及胁迫、经济依赖或心理控制等复杂情况时，即使受害者陈述了受害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能立即摆脱剥削关系。虽然专业机构应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持续提供咨询和支持，但若通报延迟，干预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
据调查，A女实际上是在去年9月被少年分类审查院与施害者隔离后，才向警方坦白了受害事实。但据传，她在3日离开审查院后，又与施害者恢复联系，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如果警方在掌握受害事实时能与专业机构共享信息，本有机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措施，但实际上并未进行通报。不过，尚未确认通报遗漏与杀人案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调查已启动但保护措施却延迟……甚至出现一年后才通报的案例
还曾出现过警方在确认性剥削受害事实后，却耗时近一年才通知专业机构的案例。根据性别平等部的资料，釜山·庆南地区于去年1月、大田地区于去年2月对受害者进行了首次陈述调查，但向青少年保护中心的通知却直到今年1月才进行。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受害青少年获得专业机构支持的机会被推迟数月。
在此期间，若受害青少年中断联系或返回施害者身边，即使专业机构事后介入，也很难开始提供援助。
某青少年保护中心的一名活动人士呼吁道：“如果案件在调查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才移交，很多时候受害者已经销声匿迹，无法找到。”这凸显了受害者保护的起点取决于调查机构通知时机的结构性局限。
关于通知率下降的原因，人们提到了一线侦查人员对制度认识不足以及人手短缺等问题。警方负责女性和青少年犯罪的人员从2021年的5068人减少到2024年底的3730人，减少了1338人。在针对跟踪骚扰和恋爱暴力等关系型犯罪的应对需求日益增加之际，现场人员反而减少了。
西沙律师事务所的金秀贤律师表示：“随着调查员的更替，新上任的调查员被分配到女性及青少年犯罪调查组后，往往不知道要发送检警通知名单。”这表明，旨在保护受害者的通知程序可能会因调查员个人是否熟悉制度而受到影响。
国会正在推动修订法律，将向专业机构通报的时点提前至调查初期。
由“共同民主党”议员金南熙作为代表提案的《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性保护的法律》修正案规定，调查机构一旦发现遭受性剥削的儿童和青少年，应立即通知相关机构，并确保他们在接受调查前能够获得专业支援机构的咨询和保护。 “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善教也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拟将现行“调查结束后通知”的规定修改为“调查开始后立即通知”。其宗旨是无需等待调查结束，即可尽早将受害青少年转介至专业机构。
也有观点指出，在修订法律的同时，还应完善系统，确保在调查现场不会遗漏通知程序。金律师建议：“当受理性剥削案件时，可在刑事司法门户网站登记时，通过弹出窗口的方式，将该信息通知给青少年保护中心。”
警方也认同有必要改进制度以提高通知率。警察厅相关人士表示：“我们与性别平等及家庭部就提高通知率的问题意识达成共识，目前正在协商中”，并指出：“考虑到青少年性犯罪案件程序的复杂性，有必要通过自动化方式改进通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