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打破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医疗、出行、金融等产业界限的融合服务正迅速涌现，但监管仍按部门和法律各自为政。即使好不容易进入沙盒，与相关部门的协商也需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完成了实证，由于法律法规的修订滞后，企业不得不以“临时资质”继续经营的问题也屡屡发生。
AI监管创新需求增至3倍……企业申请量却减少
据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相关行业31日透露，ICT监管沙盒的总申请数量从2024年的110件减少至去年的67件。今年截至7月，申请数量为33件，较上年同期的47件减少了约30%。
截至今年7月，实证特例的新申请量为19件，较去年同期的32件减少了40%以上。监管沙盒的指定项目数量（包括临时许可和实证特例）也从2024年的51件减少到去年的45件，而今年截至7月仅为8件。
另一方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监管创新需求正在迅速增长。截至今年7月，新项目达12项，较去年同期的4项增长了3倍。其中11项为人工智能相关项目。
在AI时代来临之际，虽然呼吁放宽监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实际申请监管沙盒和获得特例的企业却在减少，这形成了一种悖论。
自动驾驶·护理机器人……技术越是融合，“部门间踢皮球”现象越严重
AI监管的典型障碍是数据。
若要提升自动驾驶汽车或配送机器人的AI性能，必须利用实际道路上拍摄的视频进行训练，但视频中可能包含行人的面部和车牌等个人信息。Kakao Mobility和Woowa Brothers等企业，只有在通过监管沙盒获得特例许可后，才能将原始视频用于AI训练。
尽管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已着手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允许在AI开发过程中使用个人信息，但监管放宽措施要转化为法律仍需相当长的时间。
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安正相（前民主党首席专业委员）指出：“在AI时代，技术发展迅速，为了振兴产业，必须在这方面开辟一条通道。”
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开发AI护理机器人的初创企业A公司于今年5月申请了ICT监管沙盒实证特例，至今已连续4个月接受前期咨询。从判定AI护理机器人属于医疗器械还是辅助日常生活的福利设备这一基础问题开始就颇具难度，因此各相关部门正就AI安全性、个人信息保护及现有标准等问题持续进行磋商。
这是因为尽管监管沙盒是以多产业融合为前提而设立的，但相关制度仍按行业各自为政。目前，ICT监管沙盒被分割为6个部门、8个领域。
虽称“30天内处理”……实际却需1年以上
根据现行《信息通信融合法》，ICT监管沙盒分为快速处理、临时许可、实证特例等类别，规定在受理申请后30天内通知结果。
但企业实际感受到的等待期远比这要长。这是因为在正式受理之前，企业需经过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NIPA）等机构的预先咨询，在此过程中可能需要补充材料或与相关部门就监管争议点进行协商，而这一过程往往耗时较长。
KTCorporation(030200)今年5月获批的利用无线网络的“LTE市话”服务，仅在协调相关部门分歧上就耗时一年有余。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法定30天处理期限开始之前，就已经不得不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特别是，示范特例的机制并不要求必须在特例期间内完成法律法规的修订，这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即使好不容易获得示范特例并开始运营，如果相关法律法规保持不变，特例结束后仍需再次承担监管风险。
比起“第一只企鹅”，更多是重复审批
也有观点指出，沙盒正逐渐从解除新规制的渠道，沦为对已获特例项目进行重复审批的窗口。
实际上，从指定案例来看，“城市型智能寄存便利服务”、“城市整备大会电子化服务”等已有先例的类似或相同项目被反复指定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意味着，该制度更多被用于让已开辟道路的经营者再次获得相同特例，而非首次为新兴产业解除监管的“第一只企鹅”。
还有一些已存在10年以上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停留在“沙盒”中。共享住宿虽已是老牌商业模式，但因相关法制化进程延迟，目前仍通过实证特例维持运营。
金融领域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房地产分拆投资平台Lucent Block虽于2021年通过金融监管沙盒被指定为创新金融服务，但因正式制度化进程延迟，不得不通过延长特例来维持运营。
这也正是外界批评监管沙盒停留在“监管宽限”而非最初目标“监管改进”的原因。
政府也着手调整制度……“协调权限比审批窗口更重要”
为改善这一问题，政府也着手进行制度改革。韩成淑总理在20日举行的新产业领域监管创新座谈会上表示，将完善监管沙盒制度，强制要求整顿法律法规，同时在总理办公室下设“一站式综合支持中心”。
总理办公室相关人士表示：“由于现行结构分散为6个部委、8个监管沙盒，企业纷纷反映甚至不知道该向哪里申请”，并称“正在研究通过一站式支援中心提供统一指导和支援的方案”。
专家们指出，仅仅将申请窗口统一为一个是不够的。他们认为，需要具备能够协调各部门分歧并推动监管改进的实质性权限。
首尔大学公益产业法中心主任李元宇强调：“若仅在受理环节形式上实现统一，毫无意义”，并指出：“在审查过程中，当各部门之间出现分歧时，由谁来协调至关重要。”
也有观点指出，最终不应仅止于扩大监管沙盒，还必须改变监管体系本身。李教授表示：“韩国实行的是‘白名单’制度，因此除获准事项外均不得实施”，并指出：“只有将整个体系转变为‘黑名单’模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