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ily MarketinJI YEONG-EUI 记者] 政府为筹集国家财政所需资金而发行的国债，其长期承购方——各金融机构近日收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罚款通知书。这是因为公平交易委员会指控这些机构在国债招标过程中就利率和发行量进行了串通，并处以超过1.6万亿韩元的罚款。
证券业界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政府一方面规定了国债认购和做市义务，另一方面却未考虑市场的特殊性，便开出了巨额罚款。部分证券公司因将数千亿韩元的罚款计入业绩，导致原本盈利的季度业绩转为亏损。
问题在于，此次制裁可能对政府产生反噬效应。有担忧指出，如果金融机构不愿认购国债，投标竞争将趋于弱化，政府借贷所需的利息负担反而可能加重。随着围绕罚款计算合理性的大规模诉讼战一触即发，后续影响似乎正在扩大。
按公司划分，KB证券被处以3322亿韩元，金额最高。 NH投资证券2428亿韩元、未来资产证券2148亿韩元、新韩投资证券1473亿韩元、大信证券1201亿韩元、三星证券1189亿韩元等紧随其后。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参与期间及投标次数等因素后，决定将KB证券、NH投资证券、未来资产证券等7家金融机构移送重大犯罪调查厅处理。
罚款带来的冲击立即反映在业绩上。KB证券将第三季度合并报表的当期净利润从原先的2730亿韩元修正为591亿韩元的净亏损。受此影响，今年1月至9月的累计净利润也从1.074万亿韩元降至7419亿韩元。
Kiwoom证券在计入838亿韩元罚款后，第三季度净利润从2386亿韩元减少至1778亿韩元，减少了608亿韩元。大信证券第三季度的净亏损从原先的137亿韩元扩大至1338亿韩元。 这三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虽无变化，但因罚款计入营业外费用，最终利润大幅减少。尚未确定罚款会计处理方式的其他证券公司，也难以避免业绩压力。
不过，此次处罚直接导致证券公司信用危机可能性较低。韩国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应区分因罚款导致的一时性利润减少与金融机构的债务偿还能力。 据NICE信用评级公司称，截至今年6月底，罚款金额约占各家证券公司总资本的0.3%至4.2%。分析认为，考虑到其现有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应对能力，这一规模尚在可承受范围内。韩国企业评级公司也预测，尽管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在所难免，但由于资本缓冲能力充足，对信用评级的影响将较为有限。
汝矣岛证券街（图源：韩联社）
证券业界则认为，将国债中标金额视为营业额本身就不合理。因为证券公司承购了100亿韩元的国债，并不意味着就赚取了100亿韩元。他们主张，应以实际在国债承购和买卖过程中获得的营业收入为基准计算罚款。
另一方面，公平交易委员会则认为，一般金融业的营业额计算方式与投标串通罚款的计算方式有所不同。其解释称，考虑到《公平交易法》中针对投标串通适用的特例，以中标金额为基准是合理的。罚款规模较最初预期大幅缩减，也是在审议过程中缩小了认定串通行为的范围，并综合考虑了多项减免因素的结果。
围绕垄断行为本身的争议预计也将出现。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在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的150起国债招标中，金融机构事先交换了利率信息或就投标量达成了协议。其中145起案件中，不仅存在简单的信息交换，还就具体的投标利率或投标量达成了协议。 据称，甚至还查实了部分公司将竞争对手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及信息交换方式移交给继任者的情况。
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这种串通行为限制了投标竞争，人为推高了国债中标利率，导致政府融资成本增加。不过，尽管该委员会表示已进行了定量分析，但并未公开具体的国库损失金额。
市场方面主张，应考虑国债专业交易商（PD）制度的特殊性。PD是政府为稳定发行国债而指定的金融机构。它们承担着承购一定数量国债并在流通市场促进交易活跃的义务，作为回报，则享有非竞争性承购权及金融支持等优惠。业界认为，其业务结构与一般的竞争性招标不同。
法律应对措施也日渐明朗。美瑞证券表示难以承认存在串通行为，并率先正式宣布将提起行政诉讼。其他证券公司也在就罚款计算的合理性及认定串通行为的范围等问题积极考虑采取法律应对措施，目前看来，诉讼战已成定局。
制裁后对国债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变数。有担忧指出，随着金融机构重新评估罚款负担及PD业务的盈利性，它们在参与国债投标时可能会变得消极。若投标竞争减弱，政府发行国债时承担的利率也有可能上升。财政经济部今后将如何调整PD资格的维持标准及信息共享准则等，也是一个问题。
全国事务金融服务工会证券行业本部13日发表声明称：“企划财政部至今甚至未就PD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却一味鼓励承销业绩”，并反驳道：“政府一方面施压要求购买国债，另一方面又将这一过程定性为串通行为予以处罚，这难道是正常的国家行政吗？”
随后，该工会指出：“政府正将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及部门间政策不协调的责任转嫁给一线债券交易员和金融劳动者”，并敦促道：“必须着手从根本上改善国债专业交易商制度的矛盾。”
证券业界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政府一方面规定了国债认购和做市义务，另一方面却未考虑市场的特殊性，便开出了巨额罚款。部分证券公司因将数千亿韩元的罚款计入业绩，导致原本盈利的季度业绩转为亏损。
问题在于，此次制裁可能对政府产生反噬效应。有担忧指出，如果金融机构不愿认购国债，投标竞争将趋于弱化，政府借贷所需的利息负担反而可能加重。随着围绕罚款计算合理性的大规模诉讼战一触即发，后续影响似乎正在扩大。
数百亿罚款致盈利转亏损……信用评级受冲击有限据14日投资银行（IB）业界消息，公平交易委员会于11日决定，对参与国债投标串通的15家金融机构处以总计1.6266万亿韩元的罚款。这是单个案件中史上最大规模的罚款。仅对10家证券公司处以的罚款就达约1.376万亿韩元，占总金额的84%以上。
按公司划分，KB证券被处以3322亿韩元，金额最高。 NH投资证券2428亿韩元、未来资产证券2148亿韩元、新韩投资证券1473亿韩元、大信证券1201亿韩元、三星证券1189亿韩元等紧随其后。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参与期间及投标次数等因素后，决定将KB证券、NH投资证券、未来资产证券等7家金融机构移送重大犯罪调查厅处理。
罚款带来的冲击立即反映在业绩上。KB证券将第三季度合并报表的当期净利润从原先的2730亿韩元修正为591亿韩元的净亏损。受此影响，今年1月至9月的累计净利润也从1.074万亿韩元降至7419亿韩元。
Kiwoom证券在计入838亿韩元罚款后，第三季度净利润从2386亿韩元减少至1778亿韩元，减少了608亿韩元。大信证券第三季度的净亏损从原先的137亿韩元扩大至1338亿韩元。 这三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虽无变化，但因罚款计入营业外费用，最终利润大幅减少。尚未确定罚款会计处理方式的其他证券公司，也难以避免业绩压力。
不过，此次处罚直接导致证券公司信用危机可能性较低。韩国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应区分因罚款导致的一时性利润减少与金融机构的债务偿还能力。 据NICE信用评级公司称，截至今年6月底，罚款金额约占各家证券公司总资本的0.3%至4.2%。分析认为，考虑到其现有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应对能力，这一规模尚在可承受范围内。韩国企业评级公司也预测，尽管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在所难免，但由于资本缓冲能力充足，对信用评级的影响将较为有限。
“政府让买国债，结果却被处以罚款？”……预示将展开法律诉讼证券公司提出异议的核心在于罚款的计算方式。公平交易委员会将涉及垄断行为的国债中标金额约54万亿韩元计入相关销售额，并适用4.5%的征收标准率。随后，考虑到无法将全部中标金额视为金融公司的不当得利，将罚款减免了30%。
证券业界则认为，将国债中标金额视为营业额本身就不合理。因为证券公司承购了100亿韩元的国债，并不意味着就赚取了100亿韩元。他们主张，应以实际在国债承购和买卖过程中获得的营业收入为基准计算罚款。
另一方面，公平交易委员会则认为，一般金融业的营业额计算方式与投标串通罚款的计算方式有所不同。其解释称，考虑到《公平交易法》中针对投标串通适用的特例，以中标金额为基准是合理的。罚款规模较最初预期大幅缩减，也是在审议过程中缩小了认定串通行为的范围，并综合考虑了多项减免因素的结果。
围绕垄断行为本身的争议预计也将出现。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在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的150起国债招标中，金融机构事先交换了利率信息或就投标量达成了协议。其中145起案件中，不仅存在简单的信息交换，还就具体的投标利率或投标量达成了协议。 据称，甚至还查实了部分公司将竞争对手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及信息交换方式移交给继任者的情况。
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这种串通行为限制了投标竞争，人为推高了国债中标利率，导致政府融资成本增加。不过，尽管该委员会表示已进行了定量分析，但并未公开具体的国库损失金额。
市场方面主张，应考虑国债专业交易商（PD）制度的特殊性。PD是政府为稳定发行国债而指定的金融机构。它们承担着承购一定数量国债并在流通市场促进交易活跃的义务，作为回报，则享有非竞争性承购权及金融支持等优惠。业界认为，其业务结构与一般的竞争性招标不同。
法律应对措施也日渐明朗。美瑞证券表示难以承认存在串通行为，并率先正式宣布将提起行政诉讼。其他证券公司也在就罚款计算的合理性及认定串通行为的范围等问题积极考虑采取法律应对措施，目前看来，诉讼战已成定局。
制裁后对国债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变数。有担忧指出，随着金融机构重新评估罚款负担及PD业务的盈利性，它们在参与国债投标时可能会变得消极。若投标竞争减弱，政府发行国债时承担的利率也有可能上升。财政经济部今后将如何调整PD资格的维持标准及信息共享准则等，也是一个问题。
全国事务金融服务工会证券行业本部13日发表声明称：“企划财政部至今甚至未就PD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却一味鼓励承销业绩”，并反驳道：“政府一方面施压要求购买国债，另一方面又将这一过程定性为串通行为予以处罚，这难道是正常的国家行政吗？”
随后，该工会指出：“政府正将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及部门间政策不协调的责任转嫁给一线债券交易员和金融劳动者”，并敦促道：“必须着手从根本上改善国债专业交易商制度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