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ilyBang Sung Hoon 记者] 调查显示，全球有33亿人生活在收入增长速度减半的国家。这一数字较10年前的11亿增长了3倍，相当于每5人中就有2人。这是中国、俄罗斯、德国和巴西新加入“增长放缓俱乐部”的结果。
德国德累斯顿的大众汽车工厂里，工人们正在进行车辆组装作业。（照片来源：AFP）
◇80个低增长国家……7.3亿人甚至出现倒退
17日（当地时间），《经济学人》对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截至2024年的1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较前10年下降至不足一半的国家及地区共计80个。 这一数字较2014年的68个增加了12个。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达33亿，是10年前11亿的三倍。其中，7.3亿人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倒退。
低增长国家涵盖了从加拿大这样的富裕国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从人口结构到经济管理失误，各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面临的风险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几十年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子女一代会比父母过得更好”这一期望正在动摇。这种信念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各国国民对待工作的态度乃至投票倾向。
当然，也有变得富裕的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实际收入在2014年至2024年间增长了38%。其中近一半要归功于印度的15亿人口——随着生育率下降，印度正紧追发达国家。美国也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拉高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德国实际收入年增长率0.6%……中国青年失业率18%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是生产率低下与高移民率叠加的结果。虽然移民从长远来看能为经济注入活力，但对短期GDP的增长效应微乎其微。生产率低下的企业利润微薄，缴纳的税款也相应减少。随着越来越多人分摊日益缩减的预算，人均GDP随之下降，个人也会产生吃亏的感觉。
2014年至2024年间，德国的生产率几乎停滞不前。在此期间，德国人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6%，低于2007年至2009年经历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之前的10年间1.5%的增长率。在加拿大，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速，2024年的失业率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
资源富国至今仍未能从2014年大宗商品繁荣结束带来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像乌拉圭和智利这样依靠出口取得成功的国家，其收入增长也几乎停滞。 拉丁美洲居民的富裕程度几乎未比10年前有所提升，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程度则加剧了3.4%。以石油和钻石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安哥拉，其人均GDP减少了四分之一。
新兴大国的状况也恶化了。自2006年金砖四国（BRICs）外长首次会晤以来，唯有印度避免了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此前10年的一半。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追赶型增长热潮已然降温，内需也日渐疲软。俄罗斯尽管人口减少，但经济改善幅度却不足以往的一半。
今年5月22日，在中国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大学体育馆面向大学毕业生等群体举办的招聘会上，求职者蜂拥而至。（图片来源：法新社）
◇“努力就会有回报”从62%降至28%……无力感动摇了选民心意
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对物质进步的认知甚至会左右选举结果、劳动积极性乃至生育率。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曾于2006年指出，当生活水平提高时，政治会趋于稳定，且“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回报”的文化将逐渐确立。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当经济增长停滞时，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所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首先显现的是“不如上一代”的失落感。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贾斯汀·盖斯特的团队去年对2万名欧洲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至少五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这一代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这种“怀旧型剥夺感”在18至34岁人群中最为强烈，仅次于50多岁人群。 咨询公司奥利弗·怀曼（Oliver Wyman）的调查显示，1995年至2010年出生的中国人中有56%表示担心自己能否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一项调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70%的1980年代后期出生者对经济持乐观态度。
这种失落感进而导致无力感。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2023年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人仅占28%，较2014年的62%急剧下降。今年7月，中国城市青年失业率为18%，在23至28岁无业青年中，约五分之二为大学毕业生。
政治影响也十分明显。客座教授团队分析指出，经历怀旧型剥夺感的西欧人，比没有这种感受的人更可能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概率高出55个百分点。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卢特·达索诺维尔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政治动荡。这是因为选民将局势恶化的责任归咎于执政势力，并因此将选票转向左右两派。
《经济学人》杂志担忧，10年后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陷入“不稳定阻碍增长，而增长停滞又引发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80个低增长国家……7.3亿人甚至出现倒退
17日（当地时间），《经济学人》对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截至2024年的1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较前10年下降至不足一半的国家及地区共计80个。 这一数字较2014年的68个增加了12个。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达33亿，是10年前11亿的三倍。其中，7.3亿人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倒退。
低增长国家涵盖了从加拿大这样的富裕国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从人口结构到经济管理失误，各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面临的风险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几十年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子女一代会比父母过得更好”这一期望正在动摇。这种信念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各国国民对待工作的态度乃至投票倾向。
当然，也有变得富裕的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实际收入在2014年至2024年间增长了38%。其中近一半要归功于印度的15亿人口——随着生育率下降，印度正紧追发达国家。美国也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拉高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德国实际收入年增长率0.6%……中国青年失业率18%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是生产率低下与高移民率叠加的结果。虽然移民从长远来看能为经济注入活力，但对短期GDP的增长效应微乎其微。生产率低下的企业利润微薄，缴纳的税款也相应减少。随着越来越多人分摊日益缩减的预算，人均GDP随之下降，个人也会产生吃亏的感觉。
2014年至2024年间，德国的生产率几乎停滞不前。在此期间，德国人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6%，低于2007年至2009年经历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之前的10年间1.5%的增长率。在加拿大，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速，2024年的失业率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
资源富国至今仍未能从2014年大宗商品繁荣结束带来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像乌拉圭和智利这样依靠出口取得成功的国家，其收入增长也几乎停滞。 拉丁美洲居民的富裕程度几乎未比10年前有所提升，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程度则加剧了3.4%。以石油和钻石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安哥拉，其人均GDP减少了四分之一。
新兴大国的状况也恶化了。自2006年金砖四国（BRICs）外长首次会晤以来，唯有印度避免了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此前10年的一半。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追赶型增长热潮已然降温，内需也日渐疲软。俄罗斯尽管人口减少，但经济改善幅度却不足以往的一半。
◇“努力就会有回报”从62%降至28%……无力感动摇了选民心意
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对物质进步的认知甚至会左右选举结果、劳动积极性乃至生育率。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曾于2006年指出，当生活水平提高时，政治会趋于稳定，且“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回报”的文化将逐渐确立。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当经济增长停滞时，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所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首先显现的是“不如上一代”的失落感。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贾斯汀·盖斯特的团队去年对2万名欧洲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至少五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这一代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这种“怀旧型剥夺感”在18至34岁人群中最为强烈，仅次于50多岁人群。 咨询公司奥利弗·怀曼（Oliver Wyman）的调查显示，1995年至2010年出生的中国人中有56%表示担心自己能否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一项调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70%的1980年代后期出生者对经济持乐观态度。
这种失落感进而导致无力感。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2023年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人仅占28%，较2014年的62%急剧下降。今年7月，中国城市青年失业率为18%，在23至28岁无业青年中，约五分之二为大学毕业生。
政治影响也十分明显。客座教授团队分析指出，经历怀旧型剥夺感的西欧人，比没有这种感受的人更可能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概率高出55个百分点。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卢特·达索诺维尔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政治动荡。这是因为选民将局势恶化的责任归咎于执政势力，并因此将选票转向左右两派。
《经济学人》杂志担忧，10年后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陷入“不稳定阻碍增长，而增长停滞又引发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