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ily StarinGim Ga Yeong 记者] 历史学家、历史N教育研究所所长沈容焕就演员河英因其曾祖父安相浩涉嫌亲日而遭受批评一事发表了看法。
河英（图片来源：News1）
沈容焕所长11日在社交媒体（SNS）上指出：“某女演员曾祖父的问题突然在网上引发热议。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历史学界认定其曾祖父‘确系亲日’的报道”，并表示“这场争议似乎无法通过任何合理的调解来解决，最终将由时间来解决”。
沈所长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句话必须说清楚”，并指出：“高宗中毒身亡说属于‘暗杀说’，虽然它确实是三·一运动的导火索，但仅被视为传闻，并不被视为历史事实。仅因当时担任主治医生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这是错误的。”
随后他补充道：“虽然他当时属于精英阶层，曾隶属于‘大政亲睦会’等亲日派大量参与的团体，且日本在进行市政宣传时曾借用其宅邸，从这些方面来看，晚年的他确实不值得尊敬；但在‘亲日卖国行为’尚未被明确查证的情况下，仅凭其加入过特定团体的这一事实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李正恩先生有一篇论文，而该论文并不能支持‘亲日派’这一主张。（顺便提一下，安相浩生于1872年，日据时期是他晚年的生活阶段，而该论文研究的是他在开化时期的人生）”他解释道。
沈所长指出：“事态已经发展得完全失控了”，并表示：“由于许多大众将‘高宗中毒身亡说’当作事实接受，因此她的曾祖父早已被视为下毒的主体；而媒体仅凭某位学者的言论就断定这是‘历史学界’的共识，结果她如今竟被贴上了‘亲日派后裔’的标签。”
针对当前局势，沈所长指出：“问题在于，一旦争议开始，冲突就会迅速走向极端，而对于由此造成的伤害，大家却都置之不理。”他补充道：“这位女演员的曾祖父年轻时曾深受义亲王的宠爱，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精英，而且看来也没有忽视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当然，如果查明他具体的亲日卖国行为，他自然就是亲日派，但这得等查明之后再说。”
接着他补充道：“她既没有像朴西阳那样成为军医为独立军治病，也没有像李永春那样在熊本农场奉献自己，为全罗道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况且从报道来看，他忠实执行总督府的政策，善于维持适当的人际关系，并借此取得了个人成功”，并强调：“若说这位女演员有错，那就是她对家族史中这一令人不安的真相缺乏真诚的反思。”
沈所长担忧地表示：“最重要的是，如果轻易将某人断定为‘亲日派’，那么历史上太多人都会被归为亲日派，最终‘亲日卖国’的标准——即我们究竟该批判和铭记什么——这一标准本身都可能消失。”他补充道：“希望能够制定一个更明确的标准，界定何种程度才应被视为‘后裔’。 正如连坐制是错误的一样，祖先的功绩也不应算作自己的功绩。究竟何谓‘独立运动家的后裔’，以及因此应享有何种权利和承担何种责任，现在必须就此得出结论。”
沈所长强调：“应以准确的标准，将历史本身作为历史来认识、学习和尊重，从而让历史而非抚恤制度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学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此。”
近日，河英在KBS2台《阁楼上的问题少年们》节目中透露，其家族已四代从事医务工作，并解释道：“曾祖父在汉阳开设了第一家西医诊所，并曾为高宗皇帝诊治。” 此后，网络社区上出现了哈英的曾祖父是安相浩的质疑。安相浩曾在日本东京学习西医，是韩国首位开设西式医院的人，也曾为王室诊治。众所周知，1919年高宗病倒时，安相浩曾与日本医生共同为其诊治。
然而，安相浩也是一个被怀疑亲日的人物。据1918年《每日新报》刊登的报道，安相浩在与日本妻子结婚时曾表示：“我跟日本人没什么两样。现在连一件朝鲜服都没有，也完全吃不了辣的。”此外，随着他曾是大正亲睦会会员这一事实被公开，亲日嫌疑随之浮出水面。
针对此类疑云，哈英所属经纪公司Busters Entertainment的相关人士表示：“哈英的曾祖父确实是安相浩，但网络社区中流传的所谓‘亲日派’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对于目前网络上被提及的所谓安相浩亲日证据，该人士仅表示“正在核实中”，未作进一步说明。
11日，该公司发表道歉声明称：“经进一步核实，确认曾祖父安相浩先生的名字确实出现在1916年‘大政亲목会’的评议员名单中。因在未充分核实的情况下便仓促回应‘毫无根据’，造成公众困惑，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2019年凭借电视剧《医生囚徒》出道的河英，随后通过电视剧《奇怪的律师吴英宇》《模范刑警2》《李斗娜！》等作品持续开展演艺活动。去年在电视剧《重症创伤中心》中饰演护士千章美一角，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最近，她在Netflix上线的《这种狗屎般的爱情》中饰演女主角高恩赛，目前正在热播中。
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句话必须说清楚。首先，高宗毒杀说虽被称为“暗杀说”，且确实是三·一运动的导火索，但这仅是传闻，被视为并非历史事实。在历史学界，这是常识，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甚至在《#我想知道》的衍生节目中，制作方还动用了法医专家，以该说法为前提制作节目，仿佛其确属事实一般。冷静地说，高宗在十年间对日本毫无抵抗，日本根本没有理由突然毒杀他。因此，仅因他是当时的御医就将其诬为亲日派，是错误的。
其次，鉴于他当时属于精英阶层，曾隶属于“大正亲睦会”等亲日派大量参与的团体，且日本在进行市政宣传时曾利用其家族背景，因此认为他晚年并非值得尊敬的人物这一点确实没错。但在“亲日卖国行为”尚未明确查证的情况下，仅凭其曾加入特定团体这一事实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李正恩先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但该论文并未支持“亲日派”这一主张。（顺便提一下，安相浩生于1872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他晚年的生活阶段，而该论文研究的是他在开化时期的人生。）
然而，事情却被无端放大。由于许多大众将“高宗中毒身亡说”当作事实接受，他的曾祖父早已被视为下毒的主谋；而媒体仅凭某位学者的言论就断定代表“历史学界”的立场，结果她如今竟被贴上了“亲日派后裔”的标签。
“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上电视时炫耀了医生世家的背景，结果被当成了‘惹人厌’吗？”
这话恐怕最接近真相。问题在于，一旦争议开始，矛盾就会迅速激化到极端，而对于由此造成的伤害，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这位女演员的曾祖父年轻时曾深受义亲王的宠信，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精英。此外，他似乎也没有忽视应尽的社会责任。当然，如果查明他具体有亲日卖国的行为，他自然会被定性为亲日派。 但这得等真相大白之后再说。总之，他既不像朴西阳那样当过军医为独立军治病，也没有像李永春那样在熊本农场奉献自己，为全罗道农民提供医疗服务。更何况，从报道来看，他忠实执行总督府的政策，善于维系适当的人际关系，并借此取得了个人成功。
若说这位女演员有错，大概就是她对家族史中这一令人不安的真相缺乏真诚的反思。毕竟，“这和外界所知的不一样”、“我是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继承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类言论与亲日派后代的历史认知相去不远。不过，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记得祖先的优点并以此为荣的做法，其实也并无二致。
最重要的是，若轻易将某人定性为“亲日派”，那么历史上太多人都会被归入这一类，最终“亲日卖国”的标准将不复存在，我们究竟该批判和铭记什么，这一标准本身也可能随之消失。
此外，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于历史学界本身。我们长期以来饱受“新右翼”的困扰，因他们对历史的歪曲而过着极其疲惫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如果将历史这门学科和真相全盘献给这场斗争，从而让自己沦为善恶的简单判别者，其结果将引发历史学本身的危机。
既然事已至此，希望能够就“后代”的界定范围制定出更为明确的标准。正如连坐制是错误的一样，祖先的功绩终究不能算作自己的功绩。究竟何谓“独立运动家的后代”，以及因此应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责任，现在必须就此作出结论。
“照这样下去，连壬辰倭乱时期义兵将领的后裔都会成为退伍军人福利的对象了！”
确实如此。应当以准确的标准，客观地认识、学习和尊重历史本身，从而让历史——而非单纯的抚恤——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学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此。
沈所长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句话必须说清楚”，并指出：“高宗中毒身亡说属于‘暗杀说’，虽然它确实是三·一运动的导火索，但仅被视为传闻，并不被视为历史事实。仅因当时担任主治医生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这是错误的。”
随后他补充道：“虽然他当时属于精英阶层，曾隶属于‘大政亲睦会’等亲日派大量参与的团体，且日本在进行市政宣传时曾借用其宅邸，从这些方面来看，晚年的他确实不值得尊敬；但在‘亲日卖国行为’尚未被明确查证的情况下，仅凭其加入过特定团体的这一事实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李正恩先生有一篇论文，而该论文并不能支持‘亲日派’这一主张。（顺便提一下，安相浩生于1872年，日据时期是他晚年的生活阶段，而该论文研究的是他在开化时期的人生）”他解释道。
沈所长指出：“事态已经发展得完全失控了”，并表示：“由于许多大众将‘高宗中毒身亡说’当作事实接受，因此她的曾祖父早已被视为下毒的主体；而媒体仅凭某位学者的言论就断定这是‘历史学界’的共识，结果她如今竟被贴上了‘亲日派后裔’的标签。”
针对当前局势，沈所长指出：“问题在于，一旦争议开始，冲突就会迅速走向极端，而对于由此造成的伤害，大家却都置之不理。”他补充道：“这位女演员的曾祖父年轻时曾深受义亲王的宠爱，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精英，而且看来也没有忽视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当然，如果查明他具体的亲日卖国行为，他自然就是亲日派，但这得等查明之后再说。”
接着他补充道：“她既没有像朴西阳那样成为军医为独立军治病，也没有像李永春那样在熊本农场奉献自己，为全罗道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况且从报道来看，他忠实执行总督府的政策，善于维持适当的人际关系，并借此取得了个人成功”，并强调：“若说这位女演员有错，那就是她对家族史中这一令人不安的真相缺乏真诚的反思。”
沈所长担忧地表示：“最重要的是，如果轻易将某人断定为‘亲日派’，那么历史上太多人都会被归为亲日派，最终‘亲日卖国’的标准——即我们究竟该批判和铭记什么——这一标准本身都可能消失。”他补充道：“希望能够制定一个更明确的标准，界定何种程度才应被视为‘后裔’。 正如连坐制是错误的一样，祖先的功绩也不应算作自己的功绩。究竟何谓‘独立运动家的后裔’，以及因此应享有何种权利和承担何种责任，现在必须就此得出结论。”
沈所长强调：“应以准确的标准，将历史本身作为历史来认识、学习和尊重，从而让历史而非抚恤制度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学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此。”
近日，河英在KBS2台《阁楼上的问题少年们》节目中透露，其家族已四代从事医务工作，并解释道：“曾祖父在汉阳开设了第一家西医诊所，并曾为高宗皇帝诊治。” 此后，网络社区上出现了哈英的曾祖父是安相浩的质疑。安相浩曾在日本东京学习西医，是韩国首位开设西式医院的人，也曾为王室诊治。众所周知，1919年高宗病倒时，安相浩曾与日本医生共同为其诊治。
然而，安相浩也是一个被怀疑亲日的人物。据1918年《每日新报》刊登的报道，安相浩在与日本妻子结婚时曾表示：“我跟日本人没什么两样。现在连一件朝鲜服都没有，也完全吃不了辣的。”此外，随着他曾是大正亲睦会会员这一事实被公开，亲日嫌疑随之浮出水面。
针对此类疑云，哈英所属经纪公司Busters Entertainment的相关人士表示：“哈英的曾祖父确实是安相浩，但网络社区中流传的所谓‘亲日派’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对于目前网络上被提及的所谓安相浩亲日证据，该人士仅表示“正在核实中”，未作进一步说明。
11日，该公司发表道歉声明称：“经进一步核实，确认曾祖父安相浩先生的名字确实出现在1916年‘大政亲목会’的评议员名单中。因在未充分核实的情况下便仓促回应‘毫无根据’，造成公众困惑，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2019年凭借电视剧《医生囚徒》出道的河英，随后通过电视剧《奇怪的律师吴英宇》《模范刑警2》《李斗娜！》等作品持续开展演艺活动。去年在电视剧《重症创伤中心》中饰演护士千章美一角，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最近，她在Netflix上线的《这种狗屎般的爱情》中饰演女主角高恩赛，目前正在热播中。
沈容焕所长文章全文某位女演员的曾祖父问题突然在网上引发热议。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历史学界认定其曾祖父“确系亲日分子”的报道。这场争议似乎无法通过任何合理的调解来解决，最终只能交给时间来解决。
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句话必须说清楚。首先，高宗毒杀说虽被称为“暗杀说”，且确实是三·一运动的导火索，但这仅是传闻，被视为并非历史事实。在历史学界，这是常识，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甚至在《#我想知道》的衍生节目中，制作方还动用了法医专家，以该说法为前提制作节目，仿佛其确属事实一般。冷静地说，高宗在十年间对日本毫无抵抗，日本根本没有理由突然毒杀他。因此，仅因他是当时的御医就将其诬为亲日派，是错误的。
其次，鉴于他当时属于精英阶层，曾隶属于“大正亲睦会”等亲日派大量参与的团体，且日本在进行市政宣传时曾利用其家族背景，因此认为他晚年并非值得尊敬的人物这一点确实没错。但在“亲日卖国行为”尚未明确查证的情况下，仅凭其曾加入特定团体这一事实就将其定性为“亲日派”，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李正恩先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但该论文并未支持“亲日派”这一主张。（顺便提一下，安相浩生于1872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他晚年的生活阶段，而该论文研究的是他在开化时期的人生。）
然而，事情却被无端放大。由于许多大众将“高宗中毒身亡说”当作事实接受，他的曾祖父早已被视为下毒的主谋；而媒体仅凭某位学者的言论就断定代表“历史学界”的立场，结果她如今竟被贴上了“亲日派后裔”的标签。
“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上电视时炫耀了医生世家的背景，结果被当成了‘惹人厌’吗？”
这话恐怕最接近真相。问题在于，一旦争议开始，矛盾就会迅速激化到极端，而对于由此造成的伤害，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这位女演员的曾祖父年轻时曾深受义亲王的宠信，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精英。此外，他似乎也没有忽视应尽的社会责任。当然，如果查明他具体有亲日卖国的行为，他自然会被定性为亲日派。 但这得等真相大白之后再说。总之，他既不像朴西阳那样当过军医为独立军治病，也没有像李永春那样在熊本农场奉献自己，为全罗道农民提供医疗服务。更何况，从报道来看，他忠实执行总督府的政策，善于维系适当的人际关系，并借此取得了个人成功。
若说这位女演员有错，大概就是她对家族史中这一令人不安的真相缺乏真诚的反思。毕竟，“这和外界所知的不一样”、“我是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继承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类言论与亲日派后代的历史认知相去不远。不过，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记得祖先的优点并以此为荣的做法，其实也并无二致。
最重要的是，若轻易将某人定性为“亲日派”，那么历史上太多人都会被归入这一类，最终“亲日卖国”的标准将不复存在，我们究竟该批判和铭记什么，这一标准本身也可能随之消失。
此外，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于历史学界本身。我们长期以来饱受“新右翼”的困扰，因他们对历史的歪曲而过着极其疲惫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如果将历史这门学科和真相全盘献给这场斗争，从而让自己沦为善恶的简单判别者，其结果将引发历史学本身的危机。
既然事已至此，希望能够就“后代”的界定范围制定出更为明确的标准。正如连坐制是错误的一样，祖先的功绩终究不能算作自己的功绩。究竟何谓“独立运动家的后代”，以及因此应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责任，现在必须就此作出结论。
“照这样下去，连壬辰倭乱时期义兵将领的后裔都会成为退伍军人福利的对象了！”
确实如此。应当以准确的标准，客观地认识、学习和尊重历史本身，从而让历史——而非单纯的抚恤——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学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