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ily MarketinSong Seung-Hyeon Hur Jieun 记者] “这就像在卖有虫子的苹果,Homeplus只是直接摆在货架上出售,而JTBC则贴上了‘公募’这一环保认证标签来销售。”
前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在位于首尔中区的办公室接受《E-Daily》采访时,如此总结了中央集团债券危机。 这是他卸任金融监督院院长后首次接手的案件。受托三个月以来,他代理的个人受害者达286人,受托债券金额就高达300亿韩元。据律师团自行统计,涉及账户约450个,投资金额约760亿韩元。
前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正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并作答。[照片=金泰亨 记者]
中央集团旗下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电子短期债券在发行时均获得了投资级评级。然而,随着JTBC于今年6月无法偿还借款,中央控股、Contentree中央、MegaBox中央等公司相继申请破产重整。这意味着,投资级债券在短短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便沦为违约债券。
中央集团事件被视为今年撼动资本市场的典型散户投资者受害事件。以中央控股为顶端、旗下拥有《中央日报》、JTBC、Contentree中央、MegaBox等数十家子公司的媒体集团,今年以来通过旗下子公司相继发行了公司债券、电子短期债券及新型资本证券。其中部分债券是通过主承销商进行的公开发行。 然而,随着JTBC于今年6月无法偿还资产证券化借款,流动性危机蔓延至整个集团,中央控股、中央内容、MegaBox中央、中央P&I之后,连JTBC也相继进入重整程序。 由于国内大多数关联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外界缺乏合适的渠道来审视其财务状况,这一情况加剧了损失。在此期间,债券流入了个人而非机构投资者手中。虽然投资级评级和公开发行的表象支撑着“集团名号有保障”的信念,但个人却无从确认实际决定偿付能力的整个关联集团的财务风险。
前院长李某分析指出,在此过程中,掩盖集团资金状况的核心手段正是新型资本证券。具有永久债券性质的新型资本证券一旦发行,在会计上便被计入资本;若各关联公司像接龙般相互认购,便会使集团整体资本虚增,从而掩盖资本侵蚀问题。当亏损累积时,又会再次发行公开发行债券来填补缺口,并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贷款转给关联公司以维持资金周转,这种循环结构不断重复。 他透露,甚至还发生过特殊目的公司(SPC)发行短期资产证券化产品投放市场后,若未能被消化,发行主体便回购的情况。对此,李前院长指出:“然而,这种财务状况却在业务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中均未得到如实披露。”
李前院长表示,离开公职后深入调查此案,自己看待市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他一贯认为,金融公司作为准入门槛高、受严格监管的行业,实际上是垄断性平台,属于“一旦进入就很容易赚钱”的结构,因此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中,理应发挥“守门人”的作用。 但现实却截然不同。他表示:“虽然我作为受害者的代理人,不能说自己完全中立,但金融公司的经营方式比想象中要好得多——说得好点是‘积极进取’,说得难听点就是‘掠夺性’。”他的意思是,如果发行方、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或信用评级机构中哪怕有一方履行了把关职责,这笔交易本应在中途就被筛除。
问题在于这些“守门人”并未发挥作用。李前院长指出了这样一种结构:随着机构需求减少,非优质产品被转嫁给个人投资者。过去发行100亿韩元规模的债券时,机构通常会消化大部分;而如今,尽管发行额已增至200亿至300亿韩元,机构却只认购其中一部分,其余则转售给个人投资者。 他指出:“虽然声称是向机构配售,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些产品被转售给了零售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他透露,在接手此案并审查相关资料后发现,产品说明书往往是在事后才编造的,甚至还有在风险提示栏中连勾选框都没被勾选的情况。
关于信用评级,他也有很多话要说。 JTBC债券在发行时获得了BBB评级。信用评级公司明确指出,其评级意见中未反映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偿付能力,他解读称,反过来说,这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关联公司无力注资”。然而,辩护团队主张,主承销商却反其道而行之,向投资者解释称集团的偿付能力十分稳固。 他虽然承认信用评级公司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难以轻易替代,但也表示:“尽管如此,关于这种‘仅是盖章’的做法是否恰当的责任问题,此前一直被持续提出。”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因结构化债券评级而引发的“信用评级公司是否正确评估了自身评定等级所蕴含的风险”这一陈年旧问,此次又再次重演。
这位前院长曾以金融监管院院长的身份处理过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指数)股票挂钩证券(ELS)和Homeplus短期债券事件,如今则站在受害者一边。他认为,ELS的问题在于未说明产品结构,而非产品本身有问题。 相反,他认为Homeplus和JTBC事件属于“出售烂苹果”,而中央集团事件甚至披上了“共谋”的外衣,因此更应受到谴责。尽管当局为资本市场现代化付出了努力,但他也不禁自省道:“虽然表面上规模扩大了,但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指出,如今已进入个人无限责任的时代——即使数百人损失数千亿韩元,若个人不聘请律师,也束手无策。他的结论是,不能仅将筛选出“烂苹果”的责任推给个人。
为防止中央集团债券危机重演,他提出的最现实的对策是“加强信息披露”。 他指出,那些被包装成机构收购、实则流向个人的流通路径,以及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相互发行新型资本证券来掩盖资本侵蚀的结构等核心信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披露。他特别针对新型资本证券相互收购后却未将贷款计提减值的会计处理指出:“至少应该在附注中披露,在我看来,这也有粉饰财务报表的性质。” “如果知道这些信息,我就不会投资了”,这是他在会见受害者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他承认“过度披露会抑制市场”这一反驳观点,但他认为对于评级低于一定等级或由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其发行和流通信息应更加透明。
针对“购买投资级BBB债券的责任在于个人”这一反驳,他虽称其为“正当的指正”,但也划清界限表示:“自我责任原则以提供适当信息为前提。” “至少如果是‘灰色’(gray·模糊且危险的状态),就应该明确告知是‘灰色’。”他还指出,与公开发行债券不同,电子短期债券等甚至没有让个人债券持有人集体表达意见的渠道,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即使在违约前也能发声的机制,并表示:“现行制度下,受害者必须花费巨资聘请律师才能勉强解决问题,这显然存在问题。”
[本文刊载于《Edaily》制作的第37期SRE(Edaily信用评级调查)手册中。]
前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在位于首尔中区的办公室接受《E-Daily》采访时,如此总结了中央集团债券危机。 这是他卸任金融监督院院长后首次接手的案件。受托三个月以来,他代理的个人受害者达286人,受托债券金额就高达300亿韩元。据律师团自行统计,涉及账户约450个,投资金额约760亿韩元。
投资级债券四个月内便宣告违约……被新型资本证券掩盖的资本蚕食
中央集团旗下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电子短期债券在发行时均获得了投资级评级。然而,随着JTBC于今年6月无法偿还借款,中央控股、Contentree中央、MegaBox中央等公司相继申请破产重整。这意味着,投资级债券在短短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便沦为违约债券。
中央集团事件被视为今年撼动资本市场的典型散户投资者受害事件。以中央控股为顶端、旗下拥有《中央日报》、JTBC、Contentree中央、MegaBox等数十家子公司的媒体集团,今年以来通过旗下子公司相继发行了公司债券、电子短期债券及新型资本证券。其中部分债券是通过主承销商进行的公开发行。 然而,随着JTBC于今年6月无法偿还资产证券化借款,流动性危机蔓延至整个集团,中央控股、中央内容、MegaBox中央、中央P&I之后,连JTBC也相继进入重整程序。 由于国内大多数关联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外界缺乏合适的渠道来审视其财务状况,这一情况加剧了损失。在此期间,债券流入了个人而非机构投资者手中。虽然投资级评级和公开发行的表象支撑着“集团名号有保障”的信念,但个人却无从确认实际决定偿付能力的整个关联集团的财务风险。
前院长李某分析指出,在此过程中,掩盖集团资金状况的核心手段正是新型资本证券。具有永久债券性质的新型资本证券一旦发行,在会计上便被计入资本;若各关联公司像接龙般相互认购,便会使集团整体资本虚增,从而掩盖资本侵蚀问题。当亏损累积时,又会再次发行公开发行债券来填补缺口,并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贷款转给关联公司以维持资金周转,这种循环结构不断重复。 他透露,甚至还发生过特殊目的公司(SPC)发行短期资产证券化产品投放市场后,若未能被消化,发行主体便回购的情况。对此,李前院长指出:“然而,这种财务状况却在业务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中均未得到如实披露。”
失职的守门人……“如果只是走走过场,何必进行信用评级”
李前院长表示,离开公职后深入调查此案,自己看待市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他一贯认为,金融公司作为准入门槛高、受严格监管的行业,实际上是垄断性平台,属于“一旦进入就很容易赚钱”的结构,因此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中,理应发挥“守门人”的作用。 但现实却截然不同。他表示:“虽然我作为受害者的代理人,不能说自己完全中立,但金融公司的经营方式比想象中要好得多——说得好点是‘积极进取’,说得难听点就是‘掠夺性’。”他的意思是,如果发行方、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或信用评级机构中哪怕有一方履行了把关职责,这笔交易本应在中途就被筛除。
问题在于这些“守门人”并未发挥作用。李前院长指出了这样一种结构:随着机构需求减少,非优质产品被转嫁给个人投资者。过去发行100亿韩元规模的债券时,机构通常会消化大部分;而如今,尽管发行额已增至200亿至300亿韩元,机构却只认购其中一部分,其余则转售给个人投资者。 他指出:“虽然声称是向机构配售,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些产品被转售给了零售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他透露,在接手此案并审查相关资料后发现,产品说明书往往是在事后才编造的,甚至还有在风险提示栏中连勾选框都没被勾选的情况。
关于信用评级,他也有很多话要说。 JTBC债券在发行时获得了BBB评级。信用评级公司明确指出,其评级意见中未反映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偿付能力,他解读称,反过来说,这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关联公司无力注资”。然而,辩护团队主张,主承销商却反其道而行之,向投资者解释称集团的偿付能力十分稳固。 他虽然承认信用评级公司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难以轻易替代,但也表示:“尽管如此,关于这种‘仅是盖章’的做法是否恰当的责任问题,此前一直被持续提出。”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因结构化债券评级而引发的“信用评级公司是否正确评估了自身评定等级所蕴含的风险”这一陈年旧问,此次又再次重演。
“筛选‘烂苹果’的责任,不能仅由个人承担”
这位前院长曾以金融监管院院长的身份处理过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指数)股票挂钩证券(ELS)和Homeplus短期债券事件,如今则站在受害者一边。他认为,ELS的问题在于未说明产品结构,而非产品本身有问题。 相反,他认为Homeplus和JTBC事件属于“出售烂苹果”,而中央集团事件甚至披上了“共谋”的外衣,因此更应受到谴责。尽管当局为资本市场现代化付出了努力,但他也不禁自省道:“虽然表面上规模扩大了,但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指出,如今已进入个人无限责任的时代——即使数百人损失数千亿韩元,若个人不聘请律师,也束手无策。他的结论是,不能仅将筛选出“烂苹果”的责任推给个人。
为防止中央集团债券危机重演,他提出的最现实的对策是“加强信息披露”。 他指出,那些被包装成机构收购、实则流向个人的流通路径,以及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相互发行新型资本证券来掩盖资本侵蚀的结构等核心信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披露。他特别针对新型资本证券相互收购后却未将贷款计提减值的会计处理指出:“至少应该在附注中披露,在我看来,这也有粉饰财务报表的性质。” “如果知道这些信息,我就不会投资了”,这是他在会见受害者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他承认“过度披露会抑制市场”这一反驳观点,但他认为对于评级低于一定等级或由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其发行和流通信息应更加透明。
针对“购买投资级BBB债券的责任在于个人”这一反驳,他虽称其为“正当的指正”,但也划清界限表示:“自我责任原则以提供适当信息为前提。” “至少如果是‘灰色’(gray·模糊且危险的状态),就应该明确告知是‘灰色’。”他还指出,与公开发行债券不同,电子短期债券等甚至没有让个人债券持有人集体表达意见的渠道,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即使在违约前也能发声的机制,并表示:“现行制度下,受害者必须花费巨资聘请律师才能勉强解决问题,这显然存在问题。”
[本文刊载于《Edaily》制作的第37期SRE(Edaily信用评级调查)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