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E-DailyKim Mi-Young 记者] 一名女性向税务部门举报了正在进行离婚诉讼的丈夫涉嫌逃税。举报内容称,其丈夫从父母处继承房产后,未按规定缴纳赠与税。税务行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经历私人矛盾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举报对方涉嫌逃税的情况。”
尽管政府正积极推动奖励制度的实施,例如针对“AI(人工智能)作弊”等大学入学考试舞弊行为设立举报奖励金,但有观点指出,鼓励举报并不一定只会带来积极结果。人们担心,相比公益目的,出于私人报复的举报以及虚假、恶意举报正在增加,而在甄别这些举报的过程中,行政资源可能会被浪费。
◇ 举报数量增加,但……深究背后原因却令人“苦涩”
针对大学入学考试舞弊行为、(囤积居奇等)违反《物价稳定法》的行为等设立举报奖励金,以及取消对逃税等行为的举报奖励金支付上限,政府期望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是举报数量的显著增加。其初衷是,与“乐透”彩票不同,这种奖励金无需扣除一分钱所得税,以此引导国民积极参与,从而获取高质量的举报线索,并查获、预防违法行为。
[E-Daily 金正勋 记者]
实际上,在提高奖励金上限后,确实存在举报数量增加的案例。国家税务厅于2018年将逃税举报奖励金上限从原有的30亿韩元提高至40亿韩元后,受理案件数量和用于征税的案件数量均有所增加。 据国会预算政策处19日公布的数据,逃税举报受理数量从2017年的1万5628起增至2018年的2万319起,增幅达30%;2019年则为2万2444起,较上年增长10.5%。 用于征税的举报案件数量也从2017年的3546起增至2018年的4035起、2019年的4416起,分别增长了13.8%和9.4%。奖金发放金额同样从2017年的115亿韩元增至2019年的150亿韩元。
但税务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若深入探究举报背后的动机,不乏与“公益目的”相去甚远的案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私人矛盾或报复心理而引发的逃税举报。
税务界另一位相关人士透露:“听说有人在职场里将涉嫌逃税的资料一点一点复印保存起来,被解雇后,带着10年的资料去找税务机关,催促说‘请在追征时效期满前尽快处理’。”
鉴于存在此类利益关系或责任纠葛,也有声音质疑发放奖励金是否合理。国民力量党议员李钟旭于2日在国会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税收小组委员会上反问道:“大多数举报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共犯,如果他们在举报后逃往国外并带走数百亿韩元,从国民情绪上来看,这能被接受吗?”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纯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充当专业“赏金猎人”的动向。在网络论坛等平台上,不难看到诸如“开展政府实施的赏金举报有偿培训”之类的帖子,推荐将未开具现金收据或违反交通法规等各类举报作为副业。 还有帖子控诉称:“明明说是教举报方法,结果却强行推销摄像头”,抱怨以奖金举报培训为幌子的公司造成的损失。
教育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连大学入学考试的作弊行为,不也是那些不懂事的学生为了钱而串通作弊并举报的吗?”并指出:“如果只盯着奖励金不放,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 因奖励金与当局产生冲突……虚假举报导致行政资源浪费
是否具备足够的行政能力来处理举报也是个问题。这是因为,本意是通过市民举报来补充政府监督功能的制度,反而可能加重行政负担。如果负责人员和处理条件保持不变,而举报数量却不断增加,举报处理速度势必会变慢。
以国税厅为例,去年处理的逃税举报案件达3万345起,比上年增加了23%。由于前一年受理但未处理的5699起举报被结转,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国税厅相关人士表示:“接到举报后,需要核实嫌疑人及其相关人员的金融交易记录等以确认事实真伪,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导致举报案件积压。”
围绕奖励金发放问题,举报人与当局之间的矛盾也持续存在。
国税厅在2024年处理了1万8888起逃税举报,并向其中310起发放了奖励金。 简单比较来看,奖金发放数量仅占处理总数的约1.6%。业内另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举报人质问‘为什么不尽快处理’,被举报人则抗议‘是谁举报的’”,并称“一旦决定不发放奖金,又会遭到‘为什么不给奖金’的反驳,工作压力很大”。
税务审判院也接连收到因举报奖励金被拒绝发放或发放金额过低而提出的审判申请。从2020年至今年11月,相关审判申请的裁决已超过160起,其中仅有23起采纳了申请人的主张。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未提供重要资料,或者逃税金额等低于5000万韩元,未能满足奖励金发放条件。今年4月,曾有一名举报人指认首尔江南区某处房产属于综合合算课税对象,却仅提交了任何人都能轻易获取的建筑物·土地登记簿和街景资料;当江南区政府拒绝发放税收征管奖励金后,该举报人提出不服申请,但最终被驳回。
最重要的是,政府此举导致国民之间相互不信任,这一批评声浪很大。仁川大学名誉教授洪基勇指出:“既无办法制裁虚假或恶意的举报,又损害了社会的信任氛围”,并批评道:“政府试图通过鼓励举报来解决本应通过完善制度和体系来解决的问题。”
尽管政府正积极推动奖励制度的实施,例如针对“AI(人工智能)作弊”等大学入学考试舞弊行为设立举报奖励金,但有观点指出,鼓励举报并不一定只会带来积极结果。人们担心,相比公益目的,出于私人报复的举报以及虚假、恶意举报正在增加,而在甄别这些举报的过程中,行政资源可能会被浪费。
◇ 举报数量增加,但……深究背后原因却令人“苦涩”
针对大学入学考试舞弊行为、(囤积居奇等)违反《物价稳定法》的行为等设立举报奖励金,以及取消对逃税等行为的举报奖励金支付上限,政府期望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是举报数量的显著增加。其初衷是,与“乐透”彩票不同,这种奖励金无需扣除一分钱所得税,以此引导国民积极参与,从而获取高质量的举报线索,并查获、预防违法行为。
实际上,在提高奖励金上限后,确实存在举报数量增加的案例。国家税务厅于2018年将逃税举报奖励金上限从原有的30亿韩元提高至40亿韩元后,受理案件数量和用于征税的案件数量均有所增加。 据国会预算政策处19日公布的数据,逃税举报受理数量从2017年的1万5628起增至2018年的2万319起,增幅达30%;2019年则为2万2444起,较上年增长10.5%。 用于征税的举报案件数量也从2017年的3546起增至2018年的4035起、2019年的4416起,分别增长了13.8%和9.4%。奖金发放金额同样从2017年的115亿韩元增至2019年的150亿韩元。
但税务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若深入探究举报背后的动机,不乏与“公益目的”相去甚远的案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私人矛盾或报复心理而引发的逃税举报。
税务界另一位相关人士透露:“听说有人在职场里将涉嫌逃税的资料一点一点复印保存起来,被解雇后,带着10年的资料去找税务机关,催促说‘请在追征时效期满前尽快处理’。”
鉴于存在此类利益关系或责任纠葛,也有声音质疑发放奖励金是否合理。国民力量党议员李钟旭于2日在国会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税收小组委员会上反问道:“大多数举报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共犯,如果他们在举报后逃往国外并带走数百亿韩元,从国民情绪上来看,这能被接受吗?”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纯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充当专业“赏金猎人”的动向。在网络论坛等平台上,不难看到诸如“开展政府实施的赏金举报有偿培训”之类的帖子,推荐将未开具现金收据或违反交通法规等各类举报作为副业。 还有帖子控诉称:“明明说是教举报方法,结果却强行推销摄像头”,抱怨以奖金举报培训为幌子的公司造成的损失。
教育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连大学入学考试的作弊行为,不也是那些不懂事的学生为了钱而串通作弊并举报的吗?”并指出:“如果只盯着奖励金不放,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 因奖励金与当局产生冲突……虚假举报导致行政资源浪费
是否具备足够的行政能力来处理举报也是个问题。这是因为,本意是通过市民举报来补充政府监督功能的制度,反而可能加重行政负担。如果负责人员和处理条件保持不变,而举报数量却不断增加,举报处理速度势必会变慢。
以国税厅为例,去年处理的逃税举报案件达3万345起,比上年增加了23%。由于前一年受理但未处理的5699起举报被结转,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国税厅相关人士表示:“接到举报后,需要核实嫌疑人及其相关人员的金融交易记录等以确认事实真伪,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导致举报案件积压。”
围绕奖励金发放问题,举报人与当局之间的矛盾也持续存在。
国税厅在2024年处理了1万8888起逃税举报,并向其中310起发放了奖励金。 简单比较来看,奖金发放数量仅占处理总数的约1.6%。业内另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举报人质问‘为什么不尽快处理’,被举报人则抗议‘是谁举报的’”,并称“一旦决定不发放奖金,又会遭到‘为什么不给奖金’的反驳,工作压力很大”。
税务审判院也接连收到因举报奖励金被拒绝发放或发放金额过低而提出的审判申请。从2020年至今年11月,相关审判申请的裁决已超过160起,其中仅有23起采纳了申请人的主张。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未提供重要资料,或者逃税金额等低于5000万韩元,未能满足奖励金发放条件。今年4月,曾有一名举报人指认首尔江南区某处房产属于综合合算课税对象,却仅提交了任何人都能轻易获取的建筑物·土地登记簿和街景资料;当江南区政府拒绝发放税收征管奖励金后,该举报人提出不服申请,但最终被驳回。
最重要的是,政府此举导致国民之间相互不信任,这一批评声浪很大。仁川大学名誉教授洪基勇指出:“既无办法制裁虚假或恶意的举报,又损害了社会的信任氛围”,并批评道:“政府试图通过鼓励举报来解决本应通过完善制度和体系来解决的问题。”